这是76年前的事，那时我十岁。有一天六娘屋和我同龄的弟弟世珂向我说，你知道吗，坐电车不花钱，随便坐到哪儿都行，走，咱俩去坐一次。我俩去了。我住在梁家嘴，电车站在西北角，到地方一看，人很拥挤，果然不要钱，是白牌，我俩挤了上去。围城转了一圈，经过北、东、南、西四条马路又回到西北角。世珂说别下车再转一圈，于是又转了一圈。再到西北角，我说下去吧，家里不知道咱俩往哪儿去了，这才下了车。
      这是怎么回事？近年我问过世珂，他说还记得，但不知原委，不断问过一些其他老人，也都说不清。最近我请教了社科院历史所专门研究电车工人的刘海岩先生，他把这件事的缘由告诉了我。事情发生在1932年夏，那时电车工人都加入了工会，这是工会支持下的一次罢工运动，从7月13日就酝酿着，原因是电车工人有被开除的，有死亡的，共有50多个缺额，为了节约开支公司不加补充，在工人中间引起群怨。到10月21日罢工开始了。电车是天津的动脉，不能停开，于是实行了“开车不售票，路灯不拉闸”的办法，即各路电车照开。一周之后，当时的市长于学忠出面调停，几经周折，到11月7日才结束，此次罢工电车工人全面胜利。
      罢工期间乘客最多的是白牌，因为它是围城转圈的，有些不是为了上班或办事的，而是跟着起哄的乘客都坐白牌。平日白牌开出18列，罢工期间增至22列，各站头都有工人维持秩序，这样还是拥挤不堪，我和世珂就是跟着起哄的乘客。
     我在辅仁大学当研究生时的导师Willem A·Grootaers，汉名贺登松，他是位比国神父。他向我介绍比国的情况，他说全国只有3万多平方公里，人口有800多万，是个天主教国家，不允许节制生育，所以人口密度特大。政府规定子女过多的家庭要出人当神父、修女，他就是这样当了神父。他拿给我一张比国的地图看，是全开张的，用布裱起来，可以折叠成32开大小。画得很精细，除街道等之外，还有许多小黑点，他说那是行道树，一个小点代表一棵树。我问他天津有个电车公司，他说知道，全比国的教育经费就靠天津电车公司的收入。我问他小时候不花钱坐电车那件事，他说不知道，听我说的情况大概是一次罢工，他估计比国政府的损失会很大。
      当时天津电车公司操纵了天津的金融市场，大洋（银元）换铜元的比率就由电车公司来定，因为全市铜元多数都集中在电车公司手里，白牌一上车是4个铜元，黄牌、蓝牌、红牌等5个铜元，一般人出门都少不了坐电车，所以要看公司的营业好坏来定比率。我记得大洋换铜元的比率最高到520枚，最低到460枚。这个时代我赶上过。
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李世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