梁任公先生民国时期绝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天津自建的寓邸。寓邸分旧楼、新楼两部分。据任公先生的外孙女吴荔明所记，酒楼约建成于1915年，新楼约建于1925年。如此，则任公先生居住和工作时间最长的自然是在旧楼。任公的书房题为饮冰室。此室名并非始于天津寓邸，早在任公流亡日本的第二年，即1899年，他就给自己的住室起名为饮冰室，是取《庄子》“朝奉命而夕饮冰”之意。任公自谓“内热”，以饮冰自解，反映出清末为救国奔走的志士们的焦灼而力求自致冷静的心态。

    民国初年，任公先生出入政界，组党、入阁、先后在袁世凯和段祺瑞的政府里任司法总长和财政总长，皆因政局混乱，袁、段私欲膨胀，任公完全不能有所作为。

任公是1913年9月，熊希龄出任内阁总理，成立所谓“第一流人才内阁”时，入阁担任司法总长，到1914年2月便辞职。接着又做了一段币制局总裁，至12月也辞职。从1915年起，任公绝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天津。此后十余年中，他在政治上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，是与他早年学习蔡锷策划反袁护国之役。

    袁世凯于1913年镇压“二次革命”以后，接着就下令取消国民党员的国会议员资格，随即当上正式大总统，到1914年1月，更宣布停止两院议员职务，实等于解散国会。然后便修改约法，改行总统制，他成了独裁的总统。此时，距离当皇帝，只差一步之遥了。于是，从1915年起袁世凯便紧锣密鼓地进行复辟帝制活动。他安排爪牙四处活动，纷纷上请愿书、劝进电，促其登基做皇帝。至8月14日，杨度、严复、李燮和、孙毓筠、胡瑛、刘师培等所谓“六君子”，成立“筹安会”帮助鼓吹帝制。任公先生实在看不过去了，写了一篇《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》，准备公开予以批驳。袁世凯得知消息，立即派人以20万金以代价要求任公不要发表，任公未为所动。他在给女儿的信中说：“吾实不忍坐视此悲鬼蜮出没，除非天夺吾笔，使不能复属文耳。”文章发表后，空气日益紧张。时被袁世凯削去军权、召到京师予以严格监控的蔡锷，得知老师反对帝制的信息，日夜筹思脱身之法，以赴津面师商大计。电影《知音》所述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即发生于此时。据任公本人记载，在“六君子”结筹安会之第二天（8月15日），蔡锷即秘密抵津见任公，商定令蔡锷伺机南下，发动云南旧部起义反袁。蔡回京后，不露声色，与袁虚与委蛇，暗中发电云南旧部，令其有所准备。10月，梁令蔡复召其旧部将领戴勘到京，蔡锷与戴勘同抵津在任公书房即饮冰室中密商反袁具体步骤。蔡以托病赴日就医之名，绕经日本南下。戴则经香港入云南。12月25日，蔡锷正式揭橥反袁的旗帜，宣布云南独立。其有关文告皆任公先生事前预为写定者。任公先生于12月中旬离津南下。几经曲折于第二年三四月间抵广西，成为西南反袁护国运动的灵魂人物。反袁护国之役，可算是任公晚年政治生涯中的一大手笔，对于维护共和国体起了重大作用。

   袁世凯垮台后，1917年7月，又发生第二次复辟——清室旧将张勋拥戴清室复辟。任公先生助段祺瑞在马厂誓师，宣布讨逆文告，迅速摧垮了张勋的辫子军，再度恢复民国。段祺瑞请任公担任新阁的财政总长，这本是任公很感兴趣的一个职位。然而很快他就发现，仍是无可作为。乃于11月辞职回津寓居。12月下旬，偕数同道一起往游欧洲考察大战后的情形，并兼充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的会外顾问。1920年3月回国。此后，任公先生绝大部分精力用于著书讲学。饮冰室再次成为他著书立说之所。从1920年到1924年，先后写成并发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、《墨经校释》、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、《先秦政治思想史》、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等重要著作。这些著作都极有价值，颇受新、老学者推重。1924年任公就任清华国学院导师，颇培养了几位不辱师教的后辈学者。1925年以后，其夫人李蕙仙病逝，对任公的精神打击不小。此后他自己的精神体力也不如以前，著述、讲学都不能不有所节制。任公先生最后几年的生活中，最大的乐趣是同自己的孩子们相互沟通，给他们写信，给他们讲种种人生的道理，也喜欢听他们的种种倾述。任公先生不但是一位政治活动家、杰出的学者、诲人不倦的教师，而且是一位极具爱心的慈父。在他的言教、身教、涵融、熏陶之下，他的子女们个个成才，为国家社会做出贡献，真是难得的典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