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世纪20年代初,欧游归来的梁启超一改以往的从政热情,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,培植新人才。而此时的南开大学朝气蓬勃,正广招英才,精揽硕学。被南开校长张伯苓誉为“国中伟人”的梁启超自为上上之选,更兼梁启超寓居津门之便,种种因缘际会,使梁启超与南开大学的关系一度非同寻常。
1921年1月,张伯苓特请梁启超为南开大学颁发各组网球优胜奖品,这大概是梁启超与南开大学的首次接触。这年9月,梁启超正式接受南开大学的邀请,在南开大学讲授“中国文化史”。此后于1922、1923年暑假,1924年春又先后三次讲学南开大学。
作为饮誉海内的政治言论界和学界的巨子,梁启超授业南开,自然是津门学子的福音。所讲授的“中国文化史”为全校学生一学期必修课,每次授课,“听讲者有数百人之多,天津各校教员、学生来旁听者颇多”。其“中国文化史”在清算传统史学、总结和概括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史观和方法方面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,极受学生欢迎,课还没结束,南开学子就撰文高度评价“梁启超是中国历史的改造家”。而梁启超根据这次南开讲稿而整理出来的著作,便是现代中国史学领域一部里程碑式的名作——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。该书至今仍是广大文史学者学子的案头必备,入门津梁。
梁启超并非南开的专任教师,而且终其一生,文化社会活动繁多,但梁启超在南开讲学始终认真负责,热心指导。他的年谱里有多处提到他自己为编南开讲义而终日忙碌的记载。在讲授“中国文化史”时,为了提高学生们的学习兴趣,他还一度每两周另外给学生做一次怎样做学问的讲座,以进一步指导。1922年2月6日为南开学校的开学典礼,即将赴清华学校讲学的梁启超在向南开学校大学、中学全体师生做了讲演后,又到南开大学“招大学生蒋、黄、王、陈四人讨论学术研究方法”。真可谓善始善终。
除了四次专门的讲学外,梁启超还多次应邀在南开大学讲演,讲演的内容广泛,或提倡整理国故,融合中西;或呼吁留心时局,切实爱国;或勉励南开学子健全人格,健康成才。内中始终贯彻者对南开学子爱国进取、健康向上的殷殷鼓励与期盼。
梁启超在南开频繁讲学与讲演,固然体现了南开大学对梁启超声望学识的推崇,但梁启超能欣然前来,还与梁启超对南开大学极度青睐密切相关。南开大学虽然是1919年才成立的私立大学了,且规模很小,但因管理有方,生机勃勃,很快在全国高校中崭露头角,到1921年已是全国最有名的私立大学了。对照西方私立大学发展的盛况,考虑到混乱年代官办教育的困境,梁启超对新兴的南开大学寄予了莫大的希望,在1921年南开大学秋季开学典礼的演讲中,他对南开推崇有加:“我们要希望大学办得欧美那样好,能发扬中国固有的学术,不能不属望于私立的南开大学了。南开师生有负这种责任的义务。如是南开大学不独为中国未来私立大学之母,亦称为中国全国大学之母。”正因如此,梁启超两度主动与南开合作,欲将南开大学经营成自己培植人才、弘扬东方文化的大本营。1921年11月间,还在南开讲学的梁启超主动向张伯苓提出,希望能将南开文科全部交给自己办理。此前一直委托梁启超罗致人才的张伯苓当然是求之不得,欢欣至极,梁启超亦踌躇满志,开始精心策划。计划让张君劢、蒋百里、张东荪、林宰平陆续开进南开,还希望能邀请梁漱溟加盟,这些人在当时都是海内所重的硕学名流,梁启超深信有他们六人坐镇南开,必将使南开文科“光焰万丈”。梁还计划每年为南开文科募捐数千元,以巩固自己在南开的地位。展望未来。梁启超豪气千云:“南开文科办三年后,令全国文史两门教授皆仰本科供给。”也就是说,要将南开文科办成全国的文科中心,气魄不可不谓大。可惜,因种种原因,这一宏大的文科计划终未如愿。
尽管南开文科计划受挫梁启超仍然心系南开,1922年下半年,在外奔波的梁启超又与南开大学校方共议在大学部成立“东方文化研究院”,欲将南开大学作为其弘扬东方文明的核心基地。双方经过了半年的积极筹划后,1923年初,梁启超正式发出《为创设文化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》的求助启事,文章力言中国儒家人生哲学、先秦诸子及宋明理学、佛教、中国文学美术、中国历史等五项文化事业的发明整理,为创造新中国赋予国民新元气所必需,也是国人对世界文化应尽的义务。启事传出,各地学子闻讯雀跃,西方报纸对此创举也“赞美有加”。可以想见,这一计划如能实施,于南开的意义将何等重大。但又因经费筹集困难而付诸东流。这对于梁启超对南开来说,都是一件莫大的憾事。所幸的是,南开人并没有忘记梁启超当年的心愿,2000年,“东方文化研究院”在南开终于成立。今天南开人一谈起文化研究院,总能回忆起当年梁启超的努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