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世纪20年代初，欧游归来的梁启超一改以往的从政热情，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，培植新人才。而此时的南开大学朝气蓬勃，正广招英才，精揽硕学。被南开校长张伯苓誉为“国中伟人”的梁启超自为上上之选，更兼梁启超寓居津门之便，种种因缘际会，使梁启超与南开大学的关系一度非同寻常。

   1921年1月，张伯苓特请梁启超为南开大学颁发各组网球优胜奖品，这大概是梁启超与南开大学的首次接触。这年9月，梁启超正式接受南开大学的邀请，在南开大学讲授“中国文化史”。此后于1922、1923年暑假，1924年春又先后三次讲学南开大学。

    作为饮誉海内的政治言论界和学界的巨子，梁启超授业南开，自然是津门学子的福音。所讲授的“中国文化史”为全校学生一学期必修课，每次授课，“听讲者有数百人之多，天津各校教员、学生来旁听者颇多”。其“中国文化史”在清算传统史学、总结和概括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史观和方法方面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，极受学生欢迎，课还没结束，南开学子就撰文高度评价“梁启超是中国历史的改造家”。而梁启超根据这次南开讲稿而整理出来的著作，便是现代中国史学领域一部里程碑式的名作——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。该书至今仍是广大文史学者学子的案头必备，入门津梁。

    梁启超并非南开的专任教师，而且终其一生，文化社会活动繁多，但梁启超在南开讲学始终认真负责，热心指导。他的年谱里有多处提到他自己为编南开讲义而终日忙碌的记载。在讲授“中国文化史”时，为了提高学生们的学习兴趣，他还一度每两周另外给学生做一次怎样做学问的讲座，以进一步指导。1922年2月6日为南开学校的开学典礼，即将赴清华学校讲学的梁启超在向南开学校大学、中学全体师生做了讲演后，又到南开大学“招大学生蒋、黄、王、陈四人讨论学术研究方法”。真可谓善始善终。

    除了四次专门的讲学外，梁启超还多次应邀在南开大学讲演，讲演的内容广泛，或提倡整理国故，融合中西；或呼吁留心时局，切实爱国；或勉励南开学子健全人格，健康成才。内中始终贯彻者对南开学子爱国进取、健康向上的殷殷鼓励与期盼。

    梁启超在南开频繁讲学与讲演，固然体现了南开大学对梁启超声望学识的推崇，但梁启超能欣然前来，还与梁启超对南开大学极度青睐密切相关。南开大学虽然是1919年才成立的私立大学了，且规模很小，但因管理有方，生机勃勃，很快在全国高校中崭露头角，到1921年已是全国最有名的私立大学了。对照西方私立大学发展的盛况，考虑到混乱年代官办教育的困境，梁启超对新兴的南开大学寄予了莫大的希望，在1921年南开大学秋季开学典礼的演讲中，他对南开推崇有加：“我们要希望大学办得欧美那样好，能发扬中国固有的学术，不能不属望于私立的南开大学了。南开师生有负这种责任的义务。如是南开大学不独为中国未来私立大学之母，亦称为中国全国大学之母。”正因如此，梁启超两度主动与南开合作，欲将南开大学经营成自己培植人才、弘扬东方文化的大本营。1921年11月间，还在南开讲学的梁启超主动向张伯苓提出，希望能将南开文科全部交给自己办理。此前一直委托梁启超罗致人才的张伯苓当然是求之不得，欢欣至极，梁启超亦踌躇满志，开始精心策划。计划让张君劢、蒋百里、张东荪、林宰平陆续开进南开，还希望能邀请梁漱溟加盟，这些人在当时都是海内所重的硕学名流，梁启超深信有他们六人坐镇南开，必将使南开文科“光焰万丈”。梁还计划每年为南开文科募捐数千元，以巩固自己在南开的地位。展望未来。梁启超豪气千云：“南开文科办三年后，令全国文史两门教授皆仰本科供给。”也就是说，要将南开文科办成全国的文科中心，气魄不可不谓大。可惜，因种种原因，这一宏大的文科计划终未如愿。

    尽管南开文科计划受挫梁启超仍然心系南开，1922年下半年，在外奔波的梁启超又与南开大学校方共议在大学部成立“东方文化研究院”，欲将南开大学作为其弘扬东方文明的核心基地。双方经过了半年的积极筹划后，1923年初，梁启超正式发出《为创设文化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》的求助启事，文章力言中国儒家人生哲学、先秦诸子及宋明理学、佛教、中国文学美术、中国历史等五项文化事业的发明整理，为创造新中国赋予国民新元气所必需，也是国人对世界文化应尽的义务。启事传出，各地学子闻讯雀跃，西方报纸对此创举也“赞美有加”。可以想见，这一计划如能实施，于南开的意义将何等重大。但又因经费筹集困难而付诸东流。这对于梁启超对南开来说，都是一件莫大的憾事。所幸的是，南开人并没有忘记梁启超当年的心愿，2000年，“东方文化研究院”在南开终于成立。今天南开人一谈起文化研究院，总能回忆起当年梁启超的努力。